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什么都“独服”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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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后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但这个名臣的背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用两句话概括，那就是“文能应试，武能杀人”。文人与屠夫，本有天壤之别，但在曾国藩身上却能合二为一，他既能舞文弄墨，又能舞枪弄棒，缔造出一支强悍无比的湘军。历史就这样给曾国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曾国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隋丽娟教授应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邀请，讲述了曾国藩其人其事，这里选取的是其中的四个片段。

    曾国藩其人

    　　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百年足矣。可这么多年过来了，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与日俱增。

    　　“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同一个思想阵营的人对曾国藩的评价近乎完美无瑕，但即便是不同思想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几乎是如出一辙。比如说蒋介石和毛泽东。

    　　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就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那是为了取悦他那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平生只服曾文正公。

    　　蒋介石是如此佩服曾国藩，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公:“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当然，曾国藩这样一位似乎让很多人都钦佩的人，实际上也曾有一些对他不太有利的评价，比方说“曾剃头”，比方说“伪君子”，还有人干脆就说他是“刽子手”。出现这样的一些负面评价，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曾国藩走过了六十二年的人生旅程，他不可能事事都符合人们传统观念的某种评判标准，他肯定会在有些事情上，在特定环境下，作出不符合人们评判标准的一些事情，所以有这样的评价，也是合情合理的。曾国藩是个非常矛盾、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出道 “蟒蛇投胎”

    　　人们总说，但凡历史上非同凡响的人，总叫奇人自有异相。据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曾国藩出生之前，他的祖父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们家的房梁上，下来一条巨大的蟒蛇，眼睛里闪着紫色的光，嘴里吐着它那个三角的信子，然后就开始往房间里爬，把他的祖父吓得一身冷汗。但第二天，他的长孙曾国藩就出生了。当祖父把巨蟒与曾国藩出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男孩的出生与众不同，有点像巨蟒投胎。

    　　历史上有两个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据说是白蟒化身，另外还有一个唐朝名将郭子仪，据说也是蟒蛇投胎。现在轮到了曾国藩。

    　　不过后世对于曾国藩这个巨蟒投胎越传越玄乎，有说曾国藩一到夜里就会现出蟒蛇的原形，在被窝里蜕皮生长，继续修炼，所以他的被窝沙沙作响，早上一床斑斑驳驳的蛇皮……这其实是不可信的，因为曾国藩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晚上睡觉睡不好，早晨起来床上会有一些皮屑，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曾国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生了一种病，这个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牛皮癣。曾国藩裸露在外的皮肤长癣，身上长癣长得更多，所以从三十多岁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这个癣疾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曾国藩几乎是成夜成夜睡不了觉的，他总要不断地去搔痒才能够安歇，常常挠破的皮肤流出的血把床单和衣服都给沾染了。这件事其实曾国藩在他的日记当中都有记载。 　　有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他的痛苦之状。咸丰帝刚刚去世不到三个月，曾国藩居然娶了一个妾。皇帝相当于父亲，君就是父，父去世的时候，儿子怎么能够娶妾呢？可曾国藩却忍受不了痛苦，娶一个妾的目的就是晚上睡觉给他搔痒的，让他能够安度一个晚上。不理解他的人却因此骂他:你还是理学大家？你整个就是一个伪君子！

    　　跟曾国藩传说有关的蛇的问题，还涉及他的长相，有人说他长得都有几分像蟒蛇。其实曾国藩的眼睛的确非常特别，他长的是三角眼，而且那个三角的棱又非常突出，坐在那里听人说话的时候很严肃，所以人们常常称曾国藩为“闭眼蛇”。

　　其实关于曾国藩的这些说法，有的是巧合，比如说长相，有的干脆就是神话。不过，种种说法都说明，曾国藩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确实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些说法还有另外一层文化含义。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当他的名正了，人们追踪他和崇拜他的能量就强了。曾国藩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把他称为“侯”，当人们把“侯”和曾国藩联系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把他比喻为蟒蛇……这实际上是想说明，曾国藩确实是与众不同。

    　　科举之路

    　　即便曾国藩“奇人自有异相”，但我们很难将曾国藩的祖上和后来这个对于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联系在一起。曾国藩的家乡在今天湖南的双峰，原来称为湘乡，位于高梅山和衡山的交界处，是一个老少边穷的山区。曾国藩出生的时候，他家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农户。他祖上的几代人都是务农的，自祖父向上推溯，至少五六百年连个秀才都未曾出过，所以特别希望出现文曲星，以改变他们家的门第，脱掉农民家庭的帽子。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不能说不用功，他一生苦心读书，但十六次考秀才都不中，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十二年，第十七次参加秀才考试才获通过。那时，曾国藩已二十二岁了。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就考中了秀才。父子两人连续两年考中秀才，这在一个湖南的家庭里确实是不多见的。

    　　曾国藩考中秀才之后，曾麟书觉得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他把儿子送到了湖南最为知名的学校--岳麓书院去读书了。

    　　道光十四年的时候，曾国藩考中了举人。

    曾国藩接连考中秀才、举人，但其实他并不是那种睿智聪明的孩子。有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曾国藩入私塾后，有一天他带着作业回家，吃过晚饭，他依然在自己的房间里背书。他反复地背，反复地背，就是记不下来，这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梁上君子已经潜伏在他的房间里。见到他的家人都睡了，唯独这个孩子还在背书，小偷只能继续等，想孩子背书一会儿就累了。没想到曾国藩一遍一遍地背，时过午夜了还在那儿背。后来那个梁上君子实在按捺不住了，就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当着曾国藩的面把他反复背诵的课文说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一篇课文连小偷都会背了，曾国藩还没背会，可见曾国藩其实并不是一个智商过人的孩子。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少年得志的一个原因，关键在于他的执著。有这样一件事:祖父要求家里人都起早，但是曾国藩又起不来，因为那时还没有闹钟。于是他就想，怎样才能使自己黎明即起，他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在他睡觉的房间里，放上一个铜盆，在这铜盆之上用一根绳拴着一个秤砣，然后燃起一根香，把这根香用一根绳系在这个秤砣拴着的绳子上。十字交叉插在这里，香在那里点燃，当点到这根绳子的时候，把绳子燃断……于是他就这样被叫醒，黎明即起，开始读书。可见曾国藩是用他的勤来补他的天资的拙。不过他能够发明这样一个土闹钟也很不简单。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后的第二年就去参加会试。这年十一月份，他就早早地赶到了京城，考试结束之后揭榜，曾国藩名落孙山。这时恰逢道光的母亲、皇太后六十寿辰，按照清朝法律，这个时候的科举考试要额外恩赐一次机会，人们把它叫做恩科，所以第二年曾国藩还可以继续参加考试。从北京到他的家有三千多里路程，于是曾国藩跟家里写信，征得父亲和祖父的同意，留在北京备考。没想到这一年的恩科考试又没中……他那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负担他读书考试的费用已经家徒四壁，难以为继。在双重打击之下，曾国藩怀着沉重的心情，无奈地启程返乡。

    　　当他到达徐州附近的遂宁时，他身上的盘缠已经不多了，好在遂宁知县是他的老乡，曾国藩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访，说出了自己的窘境，遂宁知县慨然地借了他一百两银子。可到达南京的时候，这一百两银子就全花了，连他的一些衣服都当掉了。因为他看见了一套印刷十分精美的《廿三史》。这套《廿三史》要一百多两银子。

    　　但这套《廿三史》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抉择。这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曾国藩敢于断自己的后路，用这么多银子去买一套书，可见他的雄心大志。

    　　曾国藩一年在京的消耗，已经把家里的经济弄得枯竭了，这会儿又借钱买回来一套书，但他的父亲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借钱不要紧，我替你还，只希望你能够潜心读书。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每天清晨即起，半夜以后才睡，天天在读这套《廿三史》。经过这一年，他的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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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的紧张复习之后，曾国藩带着家里四处筹措的最后一点银两，再次踏上了去北京参加会试的征程。

    　　会试之后，曾国藩又经历了殿试，被列为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个名次不是很好，可以说他的发挥不是很正常。按照科举考试的惯例，一等就是三位，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是赐进士出身，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据说在和左宗棠交往中，曾国藩和左宗棠为此还有过反唇相讥。有这么一个典故，说左宗棠有一个癖好，喜欢看自己的夫人洗脚。有一天曾国藩发现了这件事情，于是赐给左宗棠一句话，叫做“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反唇相讥，用了一句话:“赐同进士出身”。

    　　尽管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波三折，但他毕竟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这在中国读书人中，也算是少年得志了。这次考试得中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进了翰林院。

    曾国藩教子

    　　曾国藩是清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汉人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谓显赫一时，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却和别的官员大相径庭。他不许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这些繁华的地方，而要他们住在县城老家，并且告诫子女: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地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关键就是他总结出来的两个字:勤与俭。曾国藩对于勤和俭是这样理解的，概括起来就是他教育孩子、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注重家教，勤俭持家

    　　曾国藩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又做过直隶总督，可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了。这样一个大人物，儿女穿得华美一些，吃得丰盛一些，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他对于孩子的规定似乎让人感觉不近人情--不许穿华美的衣服，不许吃得太奢侈。这样的规定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如果细细去理解的话，曾国藩显然远比我们现在的溺爱式、呵护式的家长要高明得多。

    　　我们常说父母能留给孩子的无非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就是孩子能够见得到的房子、金钱等一些富贵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随时都可能失去。什么东西能让孩子受益一生呢，那一定是精神财产，也就是留给孩子如何生活、如何立足于社会的这样一些理念和观念。

    　　曾国藩对于勤和俭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家能够保持兴盛发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学会勤俭过日子，富的时候不骄傲，贫的时候不气馁，由俭来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壮自己的身体，同时又使劳作变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俭，一个家族才会永续地发展下去。

    　　曾国藩所要求的勤俭，特别是他对子女衣着的要求，可能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有些不大理解，让子女穿得好一些有什么不可以？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这个年谱记载了家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

    　　曾国藩教子之道，直到今天还给我们以非常重要的启示。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陈述自己这种勤俭的缘由，他曾这样说:“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纵观中国历史，对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官宦之家很快就堕落下去的根由作了很好的总结。

    　　曾国藩说官宦之家有的时候一代就终结了，原因就在于子女不成器。子女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开始是骄逸继而就是流荡然后就是败家。一个官宦之家能够延续一两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国藩觉得孩子不能够重蹈那些官宦之家的覆辙。应该由勤俭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人疼孩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爱孩子，如果我们一味地骄纵，惯养着他，让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能力去应对社会的种种变故的话，无疑是害孩子，你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方法。曾国藩以勤俭入手教育孩子不要骄淫不要奢侈，这更为理性，是理性地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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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作则，勤俭节约

    　　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曾国藩纵观历史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因此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传说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不把它扔掉，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这就是曾国藩修身的功夫。可能很多人觉得，曾国藩在作秀，我倒恰恰不这么认为，一个人可以作秀一次，可以作秀两次，可以作秀十次，但他不可能作秀一生。可以说曾国藩这个农家子弟，对于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除了衣食，曾国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国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国荃的豪宅相比，简直是差远了。我去过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荃的房子我去过，曾国藩后来的府第富厚堂我也去过，两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富厚堂，曾国藩听说花了那么多的钱，他都不忍去住。曾国藩的富厚堂没有雕梁没有画柱，就是一种非常拙朴的木结构建筑。这个房子里能够体现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读之风，因为它有一个书楼，整个房子只不过比一般的农户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于“行”，可能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坐上越来越好的车子，是身份的一种象征，是自我享受的一种满足。而在那个时代，没有轿车，没有宝马没有奔驰，官宦人家一般坐轿子，曾国藩这么大的一个官员，自己的子女出门坐轿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曾国藩在信里告诉孩子，出门不许坐轿，也就是说，在出门的时候，你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也就是步行去办该办的事，绝不许使唤轿子，这一点应该超出一般人的想法。同时他对孩子们还这样要求，不许使唤奴婢给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一点应该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而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还看到，他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干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捡粪之类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对自己的长子曾纪泽有这样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洒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一千，而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这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之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都会非常感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也就是说，官宦家庭的孩子如果和寒室的孩子们相同的话，才有可能成大器。

    思想开明，注重实际

    　　曾国藩对孩子读书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他们读书可能在有的阶段是为了科举，但是当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居然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后来的路，在当时人来看绝对是旁门左道。那个时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触西方文化，更不要说去学说洋文了，而曾纪泽居然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学英文。这个远见这个卓识，应该说既有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父亲告诉他的，这说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了。作为中国人，秉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应该的，但是当国门被人强迫打开之后，你不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你如何能够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曾纪泽正是由于他对西学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英语基础，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时候，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外交手段运用又足。当时沙俄曾威胁说，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马上就派兵打仗。曾纪泽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话，说，你要打仗，我们也无奈，但是我们绝不怕你来打仗。因为他太了解当时沙俄虚张声势的心态。如果没有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西学的根基，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被吓倒了。所以有人说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提，曾纪泽曾经用英文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这一篇文章我们姑且不谈它的观念是否非常正确，但是他用英语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就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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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曾国藩难得的是不光他的儿子成才了，其实他的后代子孙，包括像曾宝荪、曾约农都成为了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话，作为家长来说，是留给孩子有形资产还是留给他无形资产的问题，有形资产可能传到儿子一辈就用光了，用尽了。而无形的精神资产可能会鼓舞几代人，曾国藩这样的一种教育子女的方法，对于后代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从曾国藩开始，他们家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有名望之人，在这一点上，一般的家庭是做不到的。

    　　八字家训，教子良方

    　　其实总结过后我们就会发现，曾国藩的教子方法是非常朴实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家训，这个家训是他祖父就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八字家训:“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是以邻为宝，注重邻里关系；“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而“蔬”“鱼”“猪”指的是种菜、养鱼、养猪保持农耕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立了八个字，孩子们照不照做很难监督。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频繁地写家信。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浩浩一百多万字，加在一起有一千多封信，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有的时候，子女们会到他的官府里和父亲短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在身边，曾国藩是耳提面命的，他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育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也就是看一本原来没有看过的书，你要想通盘地把它了解一下，应该快速地把它看完。“温旧书宜求熟”，这个书我看过了，这个时候不要快读了，你应该仔细地、反复地研读，才能够体会这本书所提供给你的一些深刻的道理。“习字宜求恒”，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我们往往都会有心血来潮的时候，但往往会中途戛然而止，能够坚持下去确实不容易。我们常常说，字无百日功，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练字坚持下去。这一点曾国藩做到了，他一生都在写日记，直到去世前一天的晚上，双眼已经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写日记。

    　　曾国藩日理万机，勤奋工作，还不忘了给自己的孩子树一个身教的榜样。曾国藩的成功已经给子女们树立了一个楷模，但是在教育子女上，曾国藩所凸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言传不如身教的方式，对于后人来说应该是有很多的警示和教育意义的。

    曾国藩用人

    　　曾国藩是个善于用人的人。据说他看人的本领非常高明。有一次，这李鸿章带着三个人来见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在花园里散步，李鸿章就和那三位在一旁恭候。曾国藩散完步，李鸿章走上去说您能不能接见一下那三个人。曾国藩摇了摇头说:不必了，刚才在散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我都看过了，其中第三个人将来的功名不会在你我之下啊，可委以重任……

    　　曾国藩的幕府曾聚集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非常优秀的官员，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等科技人才，可以说几乎汇集了当时全国人才之精华。

    　　对曾国藩来说，有两种人是断断不用的。首先是表现欲太强的人，不用。第二种人就是才大而性格偏急之人，他也不用。左宗棠就是因为这第二个原因没有留在曾国藩身边，原因在于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志高才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

    　　慧眼识人，独具匠心

    　　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书都说曾国藩有识人之术。其实曾国藩也有走眼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在看人的问题上，包括识人的问题上，曾国藩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

    　　曾国藩看人的时候，比较能够从细微之处去着手，因为细微的言语和动作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廊下站着三个人，一个人非常拘谨毕恭毕敬一直低着头，那这个人一定是忠实之人，所以曾国藩认为他可以做保守之职；一个人在曾国藩来的时候毕恭毕敬，当曾国藩走过去的时候，他瞻前顾后，曾国藩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奸猾不诚实之人；还有一个人就是第三位站在那里凛然不动，一股浩然正气，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可用的将才，他就是后来为清朝立了大功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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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慧眼识人，使得后来很多的人才都聚集在他的身边，而李鸿章就是他识人的一个得意之作。

    　　李鸿章刚拜他为师的时候，曾国藩看的应该是李鸿章父亲的面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科举时候的同学，可能是由父及子，曾国藩觉得李文安的这个儿子也应该不错。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一直把李鸿章带在身边，指导他八股文等方方面面的学业。而李鸿章也没有枉费老师的一片苦心栽培，二十五岁就科举及第，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出众的，至少曾国藩看到了他是一个志大才高的青年。其实曾国藩重用李鸿章不仅仅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更重要的是看重他个人的才能。

    　　曾国藩是一个看重人才的伯乐，千里马都愿意来。据记载，曾国藩幕府最昌盛的时候聚集的人才有几百人之多。按照薛福成的记载，曾国藩幕僚当中最知名的人物约有八十九人，包括他的朋友、学生，也有一些不知名但那时已显见能力的科举落榜考生。

    　　不拘一格选人才

    　　薛福成是清末的一个外交官，也是当时很有名的改良思想家。他出自书香门第，早年考中秀才，后来由于家庭变故没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但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曾国藩是当时独树一帜的大家，薛福成觉得能够跟随曾国藩，应该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机会，于是他就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由他的哥哥陪同，在一个雨天赶到了曾国藩的大帐。曾国藩读了薛福成的这封书信，不由得心中暗喜这个青年才俊不仅确实有观点而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中。

    　　后来薛福成在清朝的外交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曾一度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而且在有关今天云南和缅甸的谈判等一些涉外事务中做过很多工作。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发迹、他的起步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府开始的。

    　　曾国藩识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能力不重学历，重素质不重资质。曾国藩自己虽然是一路科举考下来的封疆大吏，但在他心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并不觉得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具备能力，他往往认为，那些科举未能及第之人也未必不是良将、良材，因此在他的幕府当中既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及第的，比如李鸿章，也有像薛福成这样只是一个秀才，却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也因此，曾国藩能够网罗到各种人才，比如法律人才、算学人才、天文人才、数学人才，甚至包括机器制造人才，可以说他的幕府人才济济。除了上面提到的李鸿章、薛福成，曾国藩的幕府还曾聚集过左宗棠、沈葆桢、黎庶昌、郭嵩焘等非常优秀的官员，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等科技人才，可以说曾国藩的幕府几乎汇集了当时全国人才之精华。

    三大标准，严格要求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

    　　一、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缄默朴实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要来那么多花活，我就要你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坚韧耐劳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仅靠缄默朴实，仅靠忠义血性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个团队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这三个标准全部都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要求，没有一条说是需要骁勇善战、身体健壮等等，可见曾国藩的军队文化建设非常独特，他很清醒地意识到，钢铁意志往往是一个团队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两种人断断不用

    　　对曾国藩来说，有两种人是断断不用的，首先是表现欲太强的人，不用。曾国藩认为表现欲太强的人是不容易合作的，喜欢出风头的，他不喜欢，因为曾国藩一直是一个缄默之人。第二种人就是才大而性格偏急之人，他也不用。左宗棠就是因为这第二个原因没有留在曾国藩身边。左宗棠可以说是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走上最重要的职位的，但是他却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幕府中停留很久，原因在于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志高才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曾国藩权衡再三，觉得左宗棠还是不能留在自己的大营中。